一般认为，古人家庭以丈夫为中心，妻子只能按三从四德的标准去行事，去侍候丈夫。但是，只是这样看待古人的夫妻关系还不全面。 丈夫对妻子，有许多权力，也有他的义务，他不能滥施权力，社会道德、舆论、政府法令对丈夫也有约束。孔子讲，男子的职责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“修身齐家”就包含对男子处理好夫妻关系的要求。我们可以从清朝光绪年间的两个家族对丈夫的规范，来看看历史上做丈夫的行为准则。 1894年湖南益阳熊氏家族制定《家训》，内中有一条叫做“刑于”，这“刑”，意为法规。据说，古代圣人周文王以礼法对待他的夫人，被称为“刑于”，也即夫妻和睦的典范。熊氏家训的“刑于”，就写该宗族对夫妻关系的认识。该家训写道： 夫贵和而有礼， 妇贵柔而不媚。 它认为妇女不读书，有许多事理不明白，难免办错事，这时丈夫不能生气发怒，对她横加指斥，而应当反复给她讲道理，使她懂得了，自觉地改正过来。家训又说，做妻子的很难在德、言、功、貌四方面没有缺陷，也许不善言谈，也许容颜不俊，但是既然做了夫妇，丈夫就不能在这些方面过分挑剔妻子，若因此而指责对方，妻子又不能改变这种状况，必然产生悲观心理。熊氏宗族讲究夫妻的和睦，是要求丈夫能够宽容妻子的某些缺陷和行为的失误，不要斤斤计较（《熊氏续修族谱》）。 1896年湖南平江人叶祥珍订的家训，也有一条是处理夫妻关系的。它要求夫妻和好，不过对夫妻之礼又有所说明：丈夫和妻子在亲爱之中要讲礼法，要有节度，就是在房帷之内，夫妻也别忘了庄重，若嬉闹无常，性生活无度，是不合礼义的，也不是做丈夫的应有行为（《平江叶氏族谱》）。 当然，熊叶二氏家训的夫妻之道，都把女子看作“难养”的“小人”，这是荒谬的。它要求丈夫先正身，要有宽广的胸怀，有能容人之过的度量。搞好夫妻关系，这种要求是有道理的。以前我们着眼于批判夫权，忽视了古代社会还有对丈夫的规范，难于全面理解历史上的夫妻关系。同时这种规范，对今天做丈夫的来讲，仍有参考的价值。
